2006年7月9日的柏林奥林匹克体育场,当格罗索的一粒点球划破夜空,我的泪水混着草屑黏在脸颊上——我们做到了。我是那支穿着蓝色战袍的意大利队中的一员,现在回想起来,掌心的汗水和更衣室里香槟的刺鼻气味依然鲜活得像昨天。
出发去德国前,国内的报纸扎得人生疼:「史上最耻辱意大利队」「足球丑闻的替罪羊」。电话门事件让整个亚平宁足球蒙羞,连训练基地外都有球迷举着「你们不配代表意大利」的牌子。更衣室里,卡纳瓦罗总在深夜一个人加练头球,皮尔洛的烟灰缸堆满烟蒂,我们都知道:这次世界杯,要么成为英雄,要么沦为笑话。
和美国队那场1-1,德罗西肘击染红时,我坐在替补席指甲掐进大腿。加纳解说员就在我身后尖叫:「意大利要回家了!」直到皮尔洛那脚25米贴地斩穿透人墙,整个替补席像爆炸的锅炉般跳起来。里皮老头赛后在更衣室撕着战术板吼:「看见没有?这就是把灵魂钉在球鞋上的踢法!」
决赛夜柏林的雨冷得像冰锥,齐达内那个头槌发生时,我正擦着球鞋准备加时赛。马特拉齐后来说他当时用法语讲了句:「你想要我姐姐的球衣吗?」——这混蛋总能在最紧张时让你笑出来。当特雷泽盖的点球砸中横梁,布冯扑向左门柱的动作在我眼里就像慢镜头回放。
颁奖仪式后,加图索把金杯当酒杯灌啤酒,托尼站在柜顶上唱着跑调的《美丽的西班牙女郎》。我的手机在疯狂震动——是那个曾经在训练场骂我们的球迷发来的短信:「对不起,你们是真正的斗士」。托蒂突然把整瓶香槟摇开,泡沫喷到天花板再浇在每个人头顶,那滋味比所有庆功宴的米其林大餐都鲜美。
专机降落在罗马时,舷窗外绵延二十公里的蓝旗让我喉咙发紧。敞篷巴士经过威尼斯广场,有个白发老人跪在路边老泪纵横,他的T恤背面印着「1982-2006,我们等得太久了」。但当深夜独自拆绷带时,膝盖的伤痛突然提醒我:四年前的韩日世界杯,我们被厄瓜多尔裁判扼杀的冤屈,终于在这一刻得到了救赎。
现在路过科维尔恰诺基地,还能看到更衣室墙上歪斜挂着当年的合影。内斯塔的腰伤、托蒂的踝关节、皮耶罗渐白的鬓角,我们都成了带着勋章的老兵。偶尔在电视看见格罗索解说比赛,总会想起他罚进点球那一刻,整个替补席都在颤抖着重复同一句话:「圣母玛利亚,我们真的赢了。」
德国世界杯过去十七年了,我的球衣早被儿子穿去了学校。但每当夏天来临,柏林的雨声、草皮的湿滑感、还有混合着肾上腺素与恐惧的汗水味道,都会在记忆里翻涌。那支被全世界唱衰的意大利队,用最意大利的方式完成了复仇——用混凝土防守、用致命反击、更用被逼到绝境时才迸发的,亚平宁雄狮般的血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