凌晨4点30分,多哈的天还没亮。我揉了揉酸胀的胳膊,把安全帽往头上重重一扣。工地上刺眼的探照灯下,能看到自己呼出的白气——谁能想到,在平均气温30摄氏度的卡塔尔,12月的凌晨竟会这么冷。
第一次走进卢赛尔体育场时,我的膝盖都在发抖。这个能容纳8万人的"金碗"在阳光下闪闪发光,而我们300多个朝鲜工人,要负责最危险的钢结构高空作业。工头老金总说:"咱们朝鲜人最能吃苦,这活儿就该咱们干。"
记得有次在50米高的横梁上拧螺栓,突然刮起沙尘暴。我死死抱住钢架,砂砾像刀子一样刮着脸。下面传来韩国工友的惊呼,而我们的领队只是大喊:"继续干!朝鲜工人没有完不成的任务!"那天收工后,我在集装箱宿舍里吐了半小时,吐出来的都是黄沙。
春节那天,我们20个人挤在8平米的集装箱里。工友用手机放着《阿里郎》,有人掏出珍藏的辣白菜,我把上周发的火腿肠切成薄片。当电视里播放世界杯宣传片时,所有人都沉默了——画面上光鲜亮丽的球场,正是我们手上结着血痂建起来的。
"等世界杯开幕,咱们能进去看场球吗?"最年轻的小朴问。老李苦笑着指了指我们胸前的工牌:"蓝牌子只能干活,白牌子才能看球。"那天晚上,我梦见自己穿着朝鲜队服站在绿茵场上,醒来时枕头是湿的。
最让我意外的是韩国工友。他们总能在小卖部买到我们买不到的零食,有次姓郑的小伙子偷偷塞给我盒香蕉牛奶。"前辈,这个补充体力。"他说韩语时带着奇怪的腔调,后来才知道他是在延边长大的朝鲜族。
我们渐渐会用蹩脚的中文加手势聊天。他们羡慕我们工资高(每月能往家里寄800美元),我们羡慕他们能自由使用手机。有次聊到南北统一,郑小弟突然红了眼眶:"要是有一天,我们能穿着同样队服给朝鲜队加油..."话没说完就被他们的领队瞪了回去。
发薪日永远是又甜又苦的。看着工资单上6500里亚尔(约合1200美元)的数字,就会想起这一个月:被晒脱皮的后颈,永远除不净的指甲缝里的铁锈,还有那次中暑晕倒时灌进嘴里的盐水。但摸着汇款单更厚的质感,想着平壤的妹妹能买新书包,患肺病的父亲能多开两盒药,又觉得值了。
最难受的是收到家信。妻子总写"别惦记家里",可字迹歪歪扭扭——她右手骨折三个月了还瞒着我。有天我对着信纸哭出声,被巡夜的保安用手电筒照着脸呵斥。那晚我在厕所隔间咬着毛巾哭,怕吵醒明天还要上工的弟兄们。
12月18日决赛当晚,我们终于获准提前两小时收工。几百个工人聚集在工地食堂的二手电视机前,当看到梅西举起大力神杯时,整个食堂爆发出欢呼。我突然发现,这座我们建了3年的球场里,没有一个朝鲜人的座位。
散场时,老金偷偷带我们溜到了体育场外围。隔着铁丝网,能看到绚丽的烟花在"金碗"上空绽放。小朴突然哼起《红旗飘飘》,我们轻轻跟着唱。保安过来驱赶时,老金用身体挡着我们说:"就让他们看五分钟吧,这些孩子...给卡塔尔流了三年血汗啊。"
现在我的工牌还挂在床头,上面的照片已经褪色。有时半夜惊醒,还会下意识摸枕边的安全帽。听说下届世界杯要扩到48支队,不知道会不会有朝鲜队,不知道那些新建的球场里,会不会有我们这样的人,在无人知晓的角落,继续用生命浇筑别人的梦想。